从更高层面来分析，财政政策从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转向了风险管理，这个风险不是市场领域的风险，而是公共风险，涵盖了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经济动能不足的风险、社会贫富差距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去杠杆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我不是说一定要把资管新政收回去，但是这项政策从2018年6月开始到现在，施行了一年半时间，该到了总结和评估的时候。
很多企业家对此应该会有实际的感受，我对国发院MBA毕业生做过简单的调查，他们都认为2017年的形势很好。但为什么从2018年起大家又感觉经济形势非常紧张，2019年好像更严峻？这值得思考。补短板应该是个长期功夫，并不能一蹴而就，但中央政府为此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放管服改革，其实都是在补短板。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企业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依然是快速的。所以，如果把中国的经济下行归因于中美贸易战，在数字上无法解释。
2016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2017年经济表现非常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少企业家都认为今年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香港政府对于土地出售业务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扩大了香港几大富豪家族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资本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远不是仅仅是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这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家具有达成这些目标的实力，因为他们可以用金钱影响政治。在美国历史上，拯救美国制度最伟大的总统不是里根，而是罗斯福，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 是制约资本家的政治家而不是纵容资本家的政治家。）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也都没有超过5%。
美国的危机 香港资本家对于城市日常经济活动的垄断行为并不是个例，在世界很多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都有存在，美国这样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而这些富豪的影响力不仅仅在商业领域。
或多或少出于大国竞争的心态，特朗普破坏美国恰恰是很多中国人支持特朗普在美国执政的原因之一。根据特朗普竞选团队公布的数据，在今年第二季度，特朗普总共募集到1.05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超过奥巴马2012年同期水平，按照这个趋势，特朗普在今年会比2016年获得多很多的竞选经费。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香港政府27%的政府收入是来自于地皮出售。在书中，两名作者以金融市场为讨论对象，表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自由市场、私有制等概念本身是很好的，也是目前人类所设想出的最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从19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这种懒汉、这种现象总数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
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明年后年从发达国家爆发新的大规模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并非不可想象。当时日本大藏省曾作过计算，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债务负担每年就能减少40亿美元。
[3]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以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货币危机仅仅指一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狭义的金融危机仅仅指一国金融部门陷入流动性短缺、资产负债表极度恶化等困境，广义的金融危机则还要包括货币危机的内涵。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3]《时运变迁》，190页。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博士后出站以来这十几年的工作中，我花费了不少精力紧盯中国遭遇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风险，以及中国遭受外部金融危机传染的各种途径、机制。
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19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因为古今中外历史实践表明，与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快速浮现。
[2]而且，19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银行信贷而不是组合投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方式，成熟市场基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量和流向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必然引发矛盾。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
19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
定下了十三五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目标，而江苏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堪称中国教育、人才模范省的地方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延长9年义务教育。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19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
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即使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根溯源，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福利制度。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
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中国改革开放于19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2019.10.15，仅代表个人意见） [1]国际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两个词汇经常混用，但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存在微妙的差别。[4]国家统计局：《辉煌70年》，表13农村贫困状况，第38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我们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资本流动 精准扶贫 。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